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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祥 :任何时候都要对党充满信心
发布日期:2016/11/7 11:20:53  作者:  点击量:10330
张永祥:任何时候都要对党充满信心

(“做人做事做学问”名家系列讲座第56讲)


    1924年出生于浙江象山海边一个农村家庭。童年时曾放过牛,后在亲戚和宗族帮助下,进入县城小学读书。高小毕业后不久,日军占领宁波、象山等地,他便流亡到内地,凭借公费生待遇进入战时中学读书。在该校高级银行科即将毕业前,学校驻地又遭日寇窜犯,于是他就进入浙东四明山,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日军投降后,转入宁波白区的地下党。

    1948年,因武装斗争需要,先去东海游击纵队,再到四明山,任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财务科长。1949年5月,在中共浙东党的武装会同解放大军解放宁波后,开始任宁波军管会供给科长,并先后任公安部秘书科长、宁波市委宣传科长、副部长。

    1955年,赴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毕业后回宁波,任中共宁波市委宣传部长。

    1958年,34岁,因对反右斗争持不同观点,被下放到宁波市梅山盐场劳动,历时21年,后任该场场长、党委书记。

    1979年,浙江省委发文彻底平反,回宁波任副市长。

    1980年,调任中共温州市委副书记。

    1981年,任中共温州市委书记(当时有第一书记)。

    1984年5月,61岁,趁市委换届之机会,申请离休。此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宁波列为全国十四个开放城市之一。经省委同意,回到宁波,参加宁波市的改革开放领导小组,兼任宁波市经济开发区党委书记。

    1986年,担任宁波大学首任党委书记。在宁波大学工作5年后正式离休。此时,宁波正筹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应市委要求,担任主任职务。
 

     做事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要经得起委屈

    我今年已经82岁了,年纪算是比较大的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60年,参加革命也60年了。在我60年革命生涯中,我经历过很多事。比如说,我在四明山上和东海游击纵队参加的战斗中,都是要用生命去换取胜利的。在地下工作期间,都要冒很大的危险,都有牺牲、被杀头的可能。因而在工作的时候,必须要做到两点:一是不怕苦,二是不怕死。

    记得是1948年底,大概10月份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四明山,浙东游击总队的司令员马青同志找我,要我下山到宁波市区和一个国民党团长谈判,要他投降。这个团长是杀人魔王,司令员说,你这次去,也可能会被杀,会牺牲,但如果谈判得好,他也可能会投降。我说,我们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革命志士为了解放中国,流血牺牲从来不怕。第二天当我到宁波狮子街敌军团部的时候,才得知这个团几天以前撤到嵊县去了,所以我没有遇到前面所假设的那些情况。

    我们在地下工作,牺牲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我们宁波市地下党被敌人抓去坐牢,被杀的也不少,所以我们必须随时作好牺牲的准备。解放以后我抓住了一个特务,据他交待,他专门派人到掩护我的学校去抓我,只是我半个小时以前已经离开那个学校了,让他们扑了个空。

    我到宁波大学以前,是开发区的第一任党委书记。在北仑小港村,要首先开发出3.5平方公里的土地。第一期的首要任务就是炸掉一座横水山,将75万方的石头、沙土填到海涂上去,平均填高80公分,将其成为我们开发区的基地。但是在炸山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就是一块200斤重的大石头,从我们吃饭的饭厅走廊上面砸了下来,离我只有50公分。幸亏当时我的旁边有一辆面包车,面包车被砸得粉碎,我没有出事。

    这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有饿肚子的人,有患各种病痛的人,当然也有可能胜利了就趾高气扬、骄傲自满的人。但是在我一生当中,我没有想过我会遇到使我遭遇另外一种困难的人——受极大委屈的人,并且让我受委屈的时间还很长,足足有21年。我可以在敌人面前牺牲,我可以饿死在山上,我可以被炸死在工地上,但是我从来没想到会被共产党内部的一些同志置之于死地的一种境况。我究竟遭到些什么伤害呢?现在想想,这是很可笑的事情。那时我34岁,还很年轻,你们都还没出生,就是1957、1958年的时候——我们党发动了一次反右派斗争。这一运动我们党当前还没有公开的正式态度,但实际上已承认了,因为在那些斗争中被扣上“右派分子”的人几乎已全部平反。但这一运动确实造成了我们很大的波折和伤害。你们是我们党和国家重要的接班人,向你们说说也有一定的意义。那时,党的高层领导认为: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满,要推翻共产党,认为他们造谣、诬蔑、攻击共产党,要共产党下台。实情是不是这样呢?按照现在看起来,不存在这样严重的情况,少数知识分子对我们共产党不满是有的,但这种不满也不一定是要赶走、消灭我们共产党,只是希望我们共产党知道自己的缺点、毛病,能够改正。但是当时我们党内有一些领导对情况掌握得不准确,也有可能是反映情况的人有问题,所以在党整风、大家提意见的时候,就感觉到有人要攻击党,要置党于死地。这一年,我们党中央、毛主席召开了一次最高国务会议。在会上有一篇重要的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报告一开始非常好,说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是爱祖国、爱党的,因此对我们提出不同意的意见,包括某些尖锐的意见,都是可以包容的。我们也应该团结他们,教育他们,让他们讲,让他们反映自己的情况,我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毛主席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

    既然要大家提意见,我们那些知识分子则认为,共产党对我们这样信任,要我们提意见,所以就把自己的意见全盘托出,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各种各样意见与建议,甚至还有一些批评,我想,这也是正常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党的领导层沉不住气,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其中一些尖锐的意见,就认为他们是居心不良,对共产党不满,是反对共产党。这个时候就考虑到,我们人民群众有三派——左派、中派、右派——而右派就是我们的敌人。所以在1957、1958年全国开展了一场大张旗鼓的反右斗争。

   有意思的是,1957年的6月7日,周恩来同志在杭州召开一个会议,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他传达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就是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他传达的是毛主席没有发脾气的时候说的,他认为广大知识分子是爱国的、爱党的。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费孝通。费孝通那时写过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他认为现在的共产党很好,共产党信任我们知识分子,让我们讲话、提意见,好像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春天到了,但是这个春天是早春的天气,既冷又暖。周恩来总理非常赞同费孝通的这篇文章,他就跟我们共产党人讲,这样的知识分子,你看好不好啊?对党怎么样啊?我们应该更好地团结、爱护知识分子。

    想不到过了几个月后,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变了,变了以后就有“右派分子”出来了。并且定义右派分子有八条标准。比如说,批判赫鲁晓夫就是右派,反苏也是右派,反党、反人民,这些都是右派。认为在我们国家,假如要稳定,假如要搞建设,假如要抵御外国的侵犯,非要清除、批判右派分子不可。毛主席当时可能是得到了不同的反映,错估了当时的形势,将知识分子的问题提得太严重了,甚至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斗争。就像被周总理肯定和表扬的费孝通先生,很早就被定为右派分子了。

    当时我是宁波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成立了一个“反右斗争”领导小组,组长是市委书记处书记,我是副组长。当时在宁波市各界,我们很难找出哪一位是右派分子。省委负责反右斗争的一位同志对我说,反右斗争是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不能扩大化,要慎之又慎,不要随随便便说谁是右派。他叫我小张,我那时只有33岁,他50岁左右。他说,小张,右派斗争不能随便开展,作为右派就是敌我矛盾,就是反革命啊!所以宁波搞反右斗争要限制、要慎重,有几个指标,宁波最好3个,最多不能到4个。而我在宁波的确也找不到有什么真正的合乎规格的右派分子。我回来以后将这些精神向市委汇报,并且提出一些研究部署:对有些错误观点的人应以教育为主,有缺点、毛病的要开展批评,而划“右派”要小心再谨慎。

    这个时期,有一位民主同盟的主委,他是爱国知识分子。曾经参加过党,但后来他的上级领导被调走了,组织上没有跟他联系,脱党了。但是他在宁波解放以前还发动学生反对国民党,反对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的腐败,支持我们进步的学生。他在给我们党提意见时,无非是说我们党还可以多放手一点,让党外的人可以多做一点事情。他那时候是民盟主委,又是副市长,日常工作其实也很忙。他讲过比较形象的一句话:“我要做一个三国时代的猛张飞,敢于进帐讨令,共产党让我干什么,我坚决去干。”你看,这样的话,是对还是错。我们一般的同志都会说,这是积极性嘛!他不就是要多担一点责任,好事嘛!但是在那些别有心计的人听来,他说这句话就是反动的,是典型的右派。第一,说我们共产党是刘备,那还了得,将我们共产党作为封建帝王来看待。第二,你是副市长,工作已经很多了,充分地信任你,你还要权,要任务不就是要权嘛,夺权嘛!你就是要夺共产党的权!第三,你是民盟主委,团结了周围很多的知识分子,你不是挑拨我们党和知识分子的矛盾吗?你不是右派分子,那谁是右派分子!我举这个例来说明,像这样一种心态,这样一种要求,在我们看来是好的,但是对某些人来说,这就是错误的。

    我还注意到,有一位宁波报的副主编叫肖荣,他曾经提出四个问题,时间太久了,四个问题我只记得其中两个。一个是他曾经在报社对记者说,小菜场里面也有新闻。你看,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小菜场没有新闻吗?菜、鱼好不好,价格高还是低,秩序好还是不好,哪里没有新闻呢?但是很“左”的人认为,这是说我们的新闻观点是从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出来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是反党的表现。另外,他还有一个意见就是他们的主编、副主编每天晚上轮流值班,晚上值班若遇到一些重要问题,还要半夜三更找主编或者宣传部和市委就难了。他认为,晚上值班的主编应该有自主选择权,有的时候可以迟用或者早用,有的时候还可以挑担子,表示同意发稿子。可有人认为第一个观点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对党的夺权,通过这样的一个手法威逼党的领导,自说自话,可以自己做主、做重要决定,你不是跟党夺权嘛!这样一些事情,报社里面的四个观点,我找报社的全体记者,大家辩论,我是一方,你们也是一方。恰恰四个观点,我全部都给否定了。但我一个人说没有用,最终还是被定为“右派分子”。

    这样一来,后来的斗争就越来越尖锐,浙江省委内部弄出来四个大右派,都是共产党员。四个人是沙、杨、彭、孙。沙是省长,他是宁波人,在华东和上海地下党曾挑过重担。杨副省长是省委常委,也曾是浙东区党委的组织部长,作风非常正派,生活非常艰苦,他也是右派。彭这位同志是山东来的一个地委书记,他的外号叫“彭铁头”,为人很硬,有什么不满意的,即使对第一书记也会提意见,也会批评。第四个姓孙,是财政厅厅长。

    浙江省的反右斗争搞得很厉害,阶级斗争层层都有。谈到宁波,他们早就在杭州商量好把矛头指向我们市长、书记处书记,还有我。党代会的小会已经开好了,回到宁波就要把党内的右派抓出来,用不了他们很大功夫,只要他们回来开一个党代会,发动一下,我立马就变成了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因为我包庇副市长、民盟主委,我也有言论,包庇那个宁波报的副主编——肖荣。这样,我不是右派分子,还是什么呢?任我怎么说,都没有用。因为一旦被定下来是右派,就非打倒你不可。所以我也没和他们进行多大的辩论,多说无益。撤销共产党员的党籍,到哪里去都可以,但扪心自问,我还是实事求是地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的。尽管被打倒,但是我很感谢一位省委领导站出来说了一句话:第一张永祥这位同志工作一贯积极,第二本人没有右派言论。我想想,是啊,我没有说过共产党不好,毛主席不好我更没有说。这样,在省委内部总算能够了解我工作一贯是好的,另外本人没有右派言论,没有说过一句共产党不好之类的话,只是说了这个人不是右派,那个人不是右派。后来宁波市开党代会,我被大会批判,小会斗争。最后省委定下来,我不是右派分子,但是有严重的路线错误的问题,还加上一个大大的尾巴,撤销了我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梅山海岛劳动,工资降了三级。当时他们还要我缴枪,因为原来是有手枪的,我一开始被批判的时候就知道,我再带手枪不好,所以早把手枪放机要处了。当有一位同志来找我,叫我把手枪拿出来,我就说,我有自知之明,早就交掉了,我从来没有自杀的念头。

    奋战在梅山

    我觉得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什么情况都遇到了,但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坏共产党员,但是我还是坚持了党性,还是坚持了党的路线,坚持了共产党员的奋斗目标。

    后来,我被下放到象山港口的一个海岛,叫梅山岛,这个岛28平方公里,岛的东面有一个比较大的海涂,潮水退掉以后,这块海涂就露出来了。我们就到海岛上面围海堤,造盐田。我们用了120天的时间,硬是将这5000亩土地,10里长的海堤围了起来。那别提有多苦了,每天要做两班,潮水退到哪里,我们就斗争到哪里;潮水涨到哪里,我们就退到哪里。因为潮水一天12个小时一退一涨,我们一天24小时也就要分两次到海上去。虽说我这个人不像知识分子,从小住在农村,连温饱都达不到,但是像这样艰苦地当工人,倒还真是第一次。人们常说,天下三样苦:晒盐、打铁、磨豆腐。磨豆腐我没有磨过,打铁我也没有打过,但是晒盐,这天下三样苦的第一苦,我是尝到了。

    我一直在思考着怎样在海岛上当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第一,自己出工在前,收工在后,保护工具不受损失。第二,在生活中应当照顾其他职工,自己应该艰苦一点。第三,跟别人接触的时候不要多讲话,更不要讲一句不利于党、损害领导的话,要踏踏实实,艰苦劳动。

    有些人知道我以前是宣传部长,就提议让我写黑板报,当时的支部书记听见后就批评了他:你怎么叫他写黑板报、写稿子呢?坚决不让我写黑板报,但规定我每周要向市委书面汇报。我写信给市委书记:我思想非常集中,一心要建好海堤,今后没有时间再向你们写思想汇报了,这是浪费笔墨的事。哪里想到,过了几个礼拜以后,那位书记专门到工地来找我,我还以为他要来安慰我几句,想不到他见到我就说,老张,你很穷啊?我也没听懂,就说,我工资降了三级,但是我还有工资,不穷。他说,你不是买不起笔,买不起墨吗?我说,我买得起,但是我的时间太紧,非常紧张,所以不想写汇报,这个不是没有笔墨的问题,是时间的问题。我还说,从今以后,我不会向你们汇报了,除非我有什么要求。

    我参加各种各样的劳动,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关心职工的健康,关心大家技术的提高,所以后来搞化工厂,就叫我去负责了,于是我就到了化工厂边劳动边工作。后来,我的处境慢慢也被当时的梅山党支部理解了。因为我老老实实,埋头工作,说的话也是有利于劳动、有利于建设、有利于党。大家也很喜欢我,愿意跟我相处、联系,所以我的情况慢慢被大家所理解、接受。

    3年以后,市里面做出一个决定,要我担任梅山盐场的副场长。那是几千人的一个单位——书记高血压很严重,场长是部队下来的,受过伤,因此实际上,我在这个盐场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就是不能进党委。一有关于党的事情,我就得离开。我也理解,不进党委也并不十分在意。但是盐场的生产建设关系到一个场、一个岛的大局,所以我学习了各种资料,也到外地去取经。后来发现,我们盐田的建造要大大地改进。

    第一点,要讲自然规律。我们知道潮水有涨落,有高潮低潮。我们为什么不利用高潮呢?高潮的水是最好的水,是我们晒盐最好的原料。但是我们关住了闸门,不敢把高潮的水放进来,因为我们盐田七高八低,也没有河岸,水一进来就浸没。所以,我下决心提高河岸,让大潮进来,灌满河水,灌满那一部分废下来的土地,将最好的水通过渠道送到盐田。我认为这个办法是很现成的,不用很多抽水机、水车、劳动力之类的,自流灌溉,将盐田进行改造,一格一格,利用坡度让海水自流下去,而又不七高八低。改建花了一年时间,这样一来节省了很多劳动力,像原来七高八低的时候,都要抽水、拉水的。

    第二点,我常想:为什么北方的盐田春季最好、晒盐最多,而我们浙江的盐田只能是秋季的一段时间最好?我发现原因是那段时间天热、太阳猛、雨水少。我觉得靠天吃饭不行,我们要改变观念。因为我们是使海水尽快地蒸发,使海水中氯化钠浓度从2%提高到25%,当然氯化钠浓度越高越好。后来翻了五年的资料,了解到宁波的天气是以短晴天为主。盐田的操作方法,根据浙江的气候特点,就是应抓住短晴天。这也不是我发明的,我仔细观察了那些产量高的晒盐工人的做法,就是要钻空子,天气一好就晒盐,哪怕只有一天时间。所以后来我总结了一句话:积短晴为长晴,积小胜为大胜。

    有一年,浙江省盐务局统计报表显示,春天中的一个月,其它晒盐的地方每亩都只有0.8担盐,而我们梅山盐场每一亩能够生产8担,相差十倍。省里有点官僚主义,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梅山的报表有问题,应该改为0.8担。后来,我们的财务科长告诉省里,你们错了,我们这个月的确是每亩盐田生产8担。省里后来还派人来进行调查研究了,发现我们的秘诀就是“采取积短晴为长晴,积小胜为大胜”的策略。这样一个月就是其它地区的十倍,这个经验在全省、全国都推广开了。

    我们盐田产量是高,但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却浪费掉了。晒盐晒到后来,无非也只是其中的百分之二十几,还有百分之七十几的苦海水就要排到海里去。我想这排掉的窟窿里面的含量实在是太多、太好了。我们无非是得到了一些氧化钠,而金属镁、金属钾等等统统丢掉了。这些产量虽然不多,但是价格却要高出好几倍甚至几十倍、上百倍。后来我们进行技术改造,开始试验,慢慢地从海水中提炼出氯化钾。当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我们前面:是不是能从海水中提炼出更多的宝?我们就请了郑州和天津的科研所,一起在宁波开始了一个小型的实验。当实验初步有成果的时候,我很兴奋。浙江省要建立第十二个工业研究所,而这第十二个工业研究所就是浙江省海水综合利用研究所。下这个决定的人是省委副书记、副省长陈伟达,也是我的老上司,并且他还说,这个所的所长非张永祥不可。我认为,这是他对我的信任。我自己也下决心,物色了不少科技人员在梅山正式建立浙江省海水综合利用研究所。

    海水是一个宝,不光是这个,我们还要搞海水淡化。我们跟浙江省的海洋二所合作,在梅山试制了几台用电渗的海水淡化器。我们的第一台海水淡化器成功地送到了西沙群岛。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建好梅山,有两件大事要做。第一是梅山靠自己的柴油发电,成本太大。而我们梅山岛隔港有一个大的变压站电力丰富,但没有人利用,因为文化大革命,空闲着。我就到处去求情、去募捐、去讨钱,最终讨来了不少钱。另外最重要的还有一些设备,如等口径的大电杆。我们装电缆、电杆过江,要从300米的高空从山顶通向1500米的海峡,要用很长的施工设备和大批劳动力。幸好有全梅山岛的农民自发行动起来,帮我们拉线拉树杆。我也向他们承诺当梅山盐场用电的时候,梅山岛的农村将同时通电。所以农民很积极,几百人早出晚归帮助我们。当梅山盐场用电成功的时候,农村的家家户户也大放光明。这个时候,我跟梅山乡的党委张书记说,我们不仅是全省第一个用上大电网的海岛,还要使梅山乡真正成为工农联盟的社会主义新海岛。

    这件事情成功了,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因为我请了三十几位工人拉电线,付给输电技术工人的工资也不高,因为要抢时间,一天要劳动十几个小时。我就跟财务科长讲,你可不可以支点钱,给他们每人每天补贴一份大饼油条?这位财务科长非常好,在工作上给了我很大支持。但是这一次,他说:“张书记,财务科没有补贴他们大饼油条的规定,不能报销。”我也知道,我们是应该服从财政纪律。可我自己也没钱,一个月只有91.5元的工资,太少了。紧急时候我想到我夫人还有一点钱,让宁波市第三医院党支部书记江子华同志存放在银行。我夫人是妇产科医师,她到非洲去了,但她可以得到两份工资,一份工资放在宁波,一份工资在非洲使用。她知道我会用钱,这个钱无论如何不肯给我保管,好在第三医院的那位书记曾经是我的老部下。我说,我有重要事情,我夫人托你存的钱,我要拿来急用,请你全部取出来给我。她二话不说,去银行取出刚好可以支付一、二个月购置大饼油条的钱,交给了我。同学们,你们想,我还像不像一个共产党员啊?(台下掌声)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另外还做了一件大家想不到的事情。我们决定在梅山盐场搞工资改革。原来那里都是计时制的,出工一天就给他一天的工资,而我们盐场是露天作业、手工劳动,假如不能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大家只是吃大锅饭,生产会有很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就大胆改革,跟上面疏通,制定方案,在盐工当中,除了规定的基本工资之外,其他部分多劳多得,优者多得。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但我认为发展生产力是第一要紧的事,进行工资改革势在必行。经过领导的同意,在梅山实现了半计件工资制。这大大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第二年获得了大丰收。面对这种喜人的成绩,宁波市里也常表扬鼓励我们,参观的人更是络绎不绝。当然也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批判我搞修正主义,批归批,但这一制度一直贯彻至今。

    1978年的5月,市里打算把我调到宁波市任工业办公室任副主任。我不是说这个官太小,我认为到宁波不好工作,因为我的“尾巴”太长了,一个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去市级机关工作,有些人总爱说三道四,工作起来不顺当,何况我已经54岁了,我不愿意去。于是就写了一封信给市委书记,我讲了很多理由,比如说年纪大,另外还说了一句比较厉害的话:“我这个人,不善于见机行事,为此差一点被人置于死地。而且我名字也改了,叫张梅山,不叫张永祥了。我打算老死在梅山。”不久这位市委书记把我叫了去,结果我们俩大吵了一番。他最露骨的一句话:“你还有什么好推脱的,你不是有过右派言论吗?”当时已经是1978年8月份了,他还要抓我的辫子。我也气愤地责问他:“你给我说出来,我的右派言论是什么言论?”他答不出来。结果我们不欢而散,调动工作的事,也就吹了。

    就在这一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胡耀邦同志当了总书记,党中央决定要对冤假错案进行彻底平反、彻底纠正。1979年初,市委常委开会再由省委做出确认,关于给我的处理是错误的结论,应该彻底平反,恢复了我原来的职务。省委做出决定,认为21年前对我的处分是错误的,为我彻底平反,恢复了我原来的级别和工资待遇。市委接到省委决定以后,迅速召开常委会,要我参加。几个月前与我翻过脸的那位市委书记亲自传达省委的决定,还向我作了“检讨”。我感谢党对我的爱护关怀,在为我彻底平反后,我很快回到市里,担任当时的市革委会副主任(即副市长)兼秘书长。

     转战温州

    过了一年,在市党代会选举的时候,我被选为市委常委。我没参加,因为当时我还在省委党校学习。我刚回到宁波,知道省委已叫我去温州市担任市委副书记的职务,我二话不说,尊重省委的决定,很快就去温州报到。当时决定去温州的还有嘉兴和杭州的两位同志,大概他们怕温州太复杂,都没去。让我惊奇的是,当时的温州市委常委会内有一半的常委是“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头头,所以一开会就吵架。另一件令我不可思议的事是省委派我去担任市委的党群工作副书记,但原来的那位副书记不愿交差,因此近半个月,我都没有工作可做。我想,这样下去,我这个人就要生锈了,于是我问:“温州哪个地方最难弄?”有人说有一个地区最难,跟我的名字差不多,叫永强区——温州市最大的一个沿海区。我说我一定要去那里,于是就带了一个比我年纪大的老同志,背了铺盖,坐了公共汽车到了永强区。那个地方最大的问题就是霍乱非常严重,患者上千,已死六人,没有人敢去。经过调查研究,请市里的卫生部门赶快派人送药过来,动员群众隔离救治。呆了近一个月,终于成功遏制霍乱,这应该归功于当地的党员骨干和医务工作者。

    后来我回到温州市,省里的常务副省长来找我谈话。他说,那个人(原市委党群工作副书记)不愿意交权,那你就换一下工作吧,去负责管城建和工业。我说好的,只要能让我继续干下去,城建也行,工业也行。但我知道这份工作也很难搞。因为温州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当时生产凋敝,百业待兴。当地自来水很紧张,很多人等在街上的自来水龙头前接水,家家户户买块煤坐在家里和着黄泥做煤饼。

    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能心安吗?所以我们千方百计搞工业——要恢复生产;搞城建——主要是恢复和发展生产,搞好环境卫生。市委常委开会常常吵架,很多事情难以统一起来。过了一年,省委听取温州很多党员、群众的正确意见,彻底消除派性,实施地市合并。原温州地区和温州市区合并,仍定名为温州市。干部除省里派来之外,还全市开会投票测评。结果那些闹派性的人一个也没被推上来。在此基础上,经省委评定批准,建立新的市委班子。在省委的决定中,有两位从省里调来的同志为市委第一第二书记,我和其他两位为市委书记,也有几位为副书记,还有七、八个常委。新的班子深受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拥护,在新市委的领导下,不论政治还是经济,都出现了大好局面。

    几年以后,温州开始稳定下来了,经济也有了起色,特别是温州的民营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刚去的时候,宁波市的70%是国营企业,而温州的国营经济只有17%,并且都是岌岌可危,亏损累累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靠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趁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千军万马千方百计地投入各种经济活动,温州的经济才能大有发展,人民生活才能提高。现在想来我为曾为温州工作过而感到万分欣慰。

    但时间不饶人,我是58岁去的,很快就到了61岁。那时正好新的班子要换届选举,我就诚恳地向省委报告说,我这样的年龄应该让位,不要再参加新的班子,让我离休回到老家宁波。省里同意我的要求,这样我在1984年5月回到宁波。

    回到宁波

      再次回到宁波时,宁波被确定为全国14个开放城市之一,又被确定为可以建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11个城市之一。市委征得省委的同意,要我担任开发区首任党委书记。经过二年的奋战,开发区具备了兴建国内外企业的必要条件。又遇到新建的宁波大学首批招生的任务,市委又征得省委的同意,要我出任宁波大学的党委书记,干了五年,到我69岁时,正式离休。不论在开发区还是在宁波大学,我都不收取任何报酬。因为我是“超龄服役”,工资只向市委机关领取。

    开发区的很多同志住市区,我很少回家,因为有不少人居住在民房或简易房内,我也是如此。建好国家级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很不容易:不仅要求规划好,引进项目好,还要建设质量好,进度快。为了使1.5平方公里的软地基填高,坚实,又炸掉一座75万平方米的小山。

    当开发区的“七通一平”――通电、通讯、通淡水、通热水、通污水、通道路(区内公路)和土地平整完成,并且有三个工厂已经投资生产时,宁波大学建成。学校将举办开学典礼时,又要我到宁波大学来任党委书记。我是没有条件做学校工作的,但是党一定要我来宁大。因为培养人才是改革开放的当务之急,我没有能力,但也必须服从。好在很多有经验有水平的老教授和中青年干部,他们对办好大学有决心,有志气。我应该尊重他们,为他们服务,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优势。学生是我们最有希望的下一代,希望他们成为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校门口向内的“德才兼备”四个大字是经过再三研究确定下来的。我虽不能在科学技术上对他们有什么帮助,但应关注他们思想品德的发展。

    同学们,像这样形式的演讲,对我来说,次数也不多,我今天是非常开放地将我的经历向你们袒露。告诉你们人生的道路非常曲折,我不希望你们像我这样,但是你们应该要注意,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情况。所以,每前进一步,每前进一公里、几百公里,你们都要小心,脚下的陷阱很多。随着去年中央的八号文件、十六号文件的贯彻实施,我们全党都非常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青少年德育工作,希望我们在座的同学们能很好地领会中央文件的精神,将自己锻炼成为政治上可靠,业务上精干的年轻建设者。(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0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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