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王蒙,中国当代作家、学者,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其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历程。他乐观向上、激情充沛,成为当代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始终保持创作活力的作家之一;2010年11月15日,荣登“2010第五届中国作家富豪榜”,成为各界关注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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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鹭舞翩跹,校园春常在。在纪念宁大“做人做事做学问”名家系列讲座十周年的日子里,5月的“三做”讲坛,名人云集。而这一次,嘉宾是宁大师生期待两年之久的中国当代文坛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王蒙。这一消息令许多师生欣喜不已,他们纷纷在网上留言,希望早日一睹王蒙的风采。5月11日下午,可容纳近千人的林杏琴会堂连过道也挤满了人。在校党委副书记刘剑虹的陪同下,身着笔挺的灰色中山装,戴着黑框眼镜的王蒙精神矍铄地登上讲台时,雷鸣般的掌声似潮水般涌向主席台……
说青春:不仅是年轻,还需要阅历
时隔半个多世纪,在今年五四青年节,王蒙在北京大学再次歌咏“青春万岁”。他认为正是借助于阅历,青春才得以成形,它的内涵才得以深刻的体现。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多年前,记者在上海大剧院曾有幸欣赏了丁建华和乔榛那脍炙人口的音乐诗朗诵《青春万岁》,激动人心的旋律,至今还久久回响在耳边。这一次,当记者接过那散发着墨香的王蒙先生的亲笔签名《青春万岁》的再版小说时,作为曾伴随着《青春万岁》小说长大的自己,感慨不已。1953年,当一位19岁的青年为自己的长篇处女作《青春万岁》写下这样的序诗时,他没有想到,在以后的一生中不管经历的生活怎样的坎坷,他真的坚持选择了“编织生活”的职业;他也没有想到因为“作者也正像他描写的主人公那样,还太年轻,太年轻了啊”,而“是多么天真、多么幼稚”的一本书,居然会影响几代人,还会在很多年后的今天依然不断出版,不断获得它的新读者。在与我校党委书记程刚交流时,面对奔腾不息的甬江,提到《青春万岁》,王蒙依然显得很激动。其实,他自己也明白这其中的答案,并在再版后记中说:“五十年代中学生生活中的某些优良传统和美好画面,不是仍然值得温习,值得纪念吗?……回顾一下五十年代某些城市中学生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吧?”
时间如水,淘净了无数黄沙。作为一名作家,能写出一本五十年后还被读者所接受的书,是多么不容易,更何况他还有其他许多知名的著作在时光的大浪淘沙中成为留下来的熠熠生辉的“金子”。这其中,首先最重要的当然是王蒙拥有一个作家的真诚。就我们而言,对王蒙总有一种亲近感,无论他的平凡和他的不平凡,他总是那么真那么诚的呈现给我们大家,尤其是复杂的环境中,如何应对人生的起伏,他教给了我们很多做人的哲理。
王蒙停留宁波期间,记者有幸陪同他去了一趟普陀山。路上,当好奇地问他,一个作家应该怎样修炼自己?王蒙老师告诉记者,作家要紧的是对生活的真诚,此外还要有丰富的生活阅历。他风趣地说:“生活有干的,也有稀的,我经历过干的生活,也经历过稀的生活,甚至半干半稀的生活我也经历过。”这让笔者想起,1956年他发表了让他成名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后,1958年到1961年他被错划“右派”,后来还下放新疆伊犁劳动,这些磨难也没使他放弃对生活知识的汲取。1981年,他写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并于1982年发表在《读书》杂志上。这篇文章表明了他对于一个作家应有广博知识的一种期待。他本人也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样一种认识,他认为学习是别人无法剥夺的权利。他不断给自己开拓新的学习领域。在新疆,当他无法写作的日子,他向当地维族群众学维吾尔语,1980年赴美国交流时他刻苦学习英语,并开始尝试将英文作品翻译成中文。1989年他开始进入《红楼梦》研究,1990年他开始李商隐研究。这时个人电脑刚刚兴起,他开始了电脑应用的学习。2006年,他又投入到了《道德经》和《庄子》的研究,并写出了一系列学术专著。
讲座开始前,王蒙在林杏琴会堂的贵宾室接受了我校网络电视台的采访,谈起如何面对生活的挫折时,王蒙说:“遇到挫折是人生中不可少的一个阶段,也是让人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尤其是不被人欣赏,不被人肯定的时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被封杀,被雪藏。但换一个角度想想,只有在困境中人才会静下心去反思自己一段时间的所作所为,去总结人生,也只有在挫折中才有更多时间去读书,去思考。”
也许正是有这样对待生活的态度,王蒙对曾经历过的生活,不管是美好还是坎坷,他都充满温情。在新疆劳动期间,他曾在伊犁巴彦岱红旗公社任二大队副大队长,这个职位或许无法和他后来担任的文化部部长相提并论。在谈话中提起副大队长的职位时,王蒙仍然很高兴,说当他回到新疆当地时,一些当地人依然会喊他大队长,这让他感到无比亲切和满足。而对王蒙而言,他的青春之所以隽永,也是因为他独特的生活历练,才使他的人生有充沛的学养和过人的智慧。
正是热爱生活、不断学习、笔耕不辍,使王蒙获得了跨越时代的魅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还是中国“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他的作品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屡屡被热烈研究讨论。他本人与他的作品一起成为了国内外大批学者的研究对像。早在1980年,国内就召开过王蒙作品研讨会,1985年联邦德国召开的王蒙作品专题研讨会是在海外召开的首次王蒙专题研讨会,此后在国内外举办过大量的王蒙作品研讨活动。2003年中国海洋大学召开了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随后成立了王蒙文学研究所,定期组织王蒙文学研究的学术会议,培养王蒙研究的专门人才。现在每年都有研究生、博士生以王蒙的作品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的研究对像。
说文化:弘扬传统,绝不是复古
作为著名文化人,他关心文化的内外问题及未来走向。在他表达的种种观念中,逐渐构建出自己独到的文化观。
当代文化是什么样的状况?作为著名的文化人,选择“当代文化的繁荣与歧义”作为讲座的题目缘于王蒙对文化有着自己冷静的思考。面对满座的宁大师生,王蒙选择了漫谈的讲座方式,他说自己欣赏说话的即时、即兴和谈心的感觉,“如果按稿讲,我就不如去写书,然后发给大家了”。
在这种使人感觉十分亲切的促膝相谈式的讲座上,王蒙决定与翘首以待的宁大师生分享他的文化思考。他认为我们国家是一个很重视文化的国度,特别是近现代文化生活、文艺事业已经空前繁荣,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文化手段丰富多彩,文化参与者也非常广泛,比如现在我国每年出版的新的长篇小说是800到1000部,在网络上发表的长篇小说可能也是这个数量,甚至还不止。大量文化产品的出现是一件好事情,让普通大众有机会获取更多的信息,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他们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但文化项目多,可选择性强,也带来了一些不好的方面,它形成了类似使用遥控器的习惯,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慢慢读书和思考了。本来我们经历的生活是瞬息万变的,缺少稳定性,发展得很快。遥控器式的阅读无疑增长了这种不稳定性。另外,这么多文化产品的水准也值得怀疑,“我们到了书店,一看展览的有几万种或十几万种书,而在这几万种或十几万种书中,我可以很肯定的说,大多数是不怎么高雅的,是仅面向市场的,是缺少足够的高端的文化含量的,我们会得出一个印象:现在的书,量很大但水平不高。”
针对这种文化状况,王蒙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文化产品的繁荣有市场、利益的驱动,也有艺术、理念的驱动。但我们现在衡量我们的文化产品往往仅根据市场需求和数量的多少来判断,比如电影看票房、电视剧看收视率、出书看出版量、网络看点击率等。王蒙认为,市场对文化的推进无疑有着很大的作用,但是文化也有着不同于市场的本身规律,有些文化很有价值但没有市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价值才会逐渐表现出来为人们所认知,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梵高的画作了。
当今,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的观念也不断变化,王蒙认为,在这个变化中我们应该对文化内涵下个定义,否则就很难判断出好的作品。邓丽君的歌、人体绘画、选美从原来的不被接受,到目前逐渐被人们广为接受并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体现了这种变化。当今对文化的态度存在着一种急功近利的思想,王蒙认为它可能已经压倒了人们对文化应用的尊重和理解。现在对文化的有些说法是功利、浅薄和泡沫化的,比如说文化就是几个符号。王蒙认为放上几个符号就算是文化,这让文化显得廉价了。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当没有真的文化符号时,有人就制造假的文化符号,这就更让人无法理解了。我们今天似乎把文化仅仅看成了一种资源,大家都在争夺这个资源,比如一个文化名人,原先的行政区域和现在不一样,或者地名不一样,各个地方就开始争抢,李白的故里就有好几个地方在争夺。对这种“文化热”的现象,王蒙认为他们都没有认识到文化的核心本质,就他看来,文化应该是人的一种精神能力,是一种精神财富的积累。文化的首要功能是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使人类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们的生活更富有凝聚力,能过更好的生活。但现在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人人都在谈文化,却回避、忽视了文化的精神性。现在,还有各种泛漫的文化说法,比如茶文化、酒文化、牙文化、巫祝文化等,几乎没有一个东西不是文化,虽然这些也都是文化,但落入了具体的文化样式,就找不着文化的核心,找不着文化的灵魂。这就让人困惑,究竟能代表我们今天的文化成果的是什么?当年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国每个时期都有代表那个时期的文化成果,那今天代表我们的文化成果是什么?王蒙说,也许正如一位同志曾开玩笑地告诉他那样,也许当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恐怕只是手机短信和电视小品了。
那么在王蒙的心中,什么样的文化才是他所认可的呢?王蒙说:“我们今天确实还缺少应有的能够成为我们民族的骄傲的东西。但是我又不主张过分的攻击和贬低我们今天的文化事业。”我们曾有过鲁迅,就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他是最勇敢、最坚决的人,他不但是一个文章、小说、散文诗的写作者,而且还成为我们精神的导师。巴金也很喜欢做一个比喻:夜晚,一群人在森林里迷了路,面临生命的危险,有人就把自己的心挖出来变成了火炬,带领着大家走出了森林。这是让王蒙觉得肃然起敬的比喻。
在讲座中,提到传统文化和五四运动时,王蒙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我们今天要弘扬传统文化,绝不是复古,而是要按照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
说读书:书和生活起一种互证作用
王蒙曾说,读书是一种风度要趁早多读。他觉得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在书中发现人生,同时在人生中发现了书,发现了和书一样深厚的道理。
前几年,在央视《新闻会客厅》曾见过王蒙的风采。当主持人李小萌问王蒙:书到底在生活中起着什么作用?王蒙说,书籍可以使他精神更上一层楼。在那档节目上,记者一直印记王蒙对书风趣而独到的诠释:读书使人充实、使人快乐、也使人变得美丽。所以幸亏自己读过一点书,还能蒙着爱人,让她觉得我不是特别难看……
在讲座提问环节,王蒙就当代环境下大学生该阅读哪些书目对在场的宁大学子寄予了希望:他认为大学生首先要阅读经典,也即那些经过时间考验、时间沉淀而积累下来的书;其次要学会收集、珍惜、使用工具书,不管学什么的,家里词典越多越好;最后,他希望大学生们从小就培养读外文书的习惯,这不仅仅能扩大胸怀,而且知道这个世界上对任何一个物品、一件事情,都可以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说法,不同的理解。
除了阅读,王蒙也推崇大学里“老师”的称谓。在见王蒙之前,记者有过困惑:该当面称呼他什么呢?王蒙拥有过的头衔比较多,他是作家,是研究员、文化部长、全国政协文史委主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人民文学杂志社总编……好在他的秘书彭老师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们,还是称呼王蒙为老师,并说2007年人民网有一条新闻的标题是《王蒙倡导大学校园不称官衔只称老师》。
1962年,王蒙奉调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当王景山教授的助教,开始了他为人师表的生涯,这是他自己都想不到的事情。他在自传里说,“我是无法再在团市委呆下去了才到他那里去的,自是狼狈;但我自己没上过大学,却可到高校里执教,这又使我有些微的得意。”在以后的日子里,王蒙无数次登上国内外大学的讲坛,讲授他对于文学,对于文艺理论的见解,并先后受聘为解放军艺术学院名誉教授、南京大学兼职教授、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院长,还有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等高等院校担任教授、名誉教授或顾问。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就是王蒙还曾是我校名誉校长严陆光的高中同窗,据说他在高中时期就表现出了非凡的写作才能。
幸福的时刻总是短暂,当王蒙的讲座结束时,师生们仍有意犹未尽的感觉。许多同学纷纷要求与王蒙合影留念。人文与传媒学院2009级学生俞晓燕在讲座中抢得向王蒙提问的机会。讲座结束后,她说:“王蒙老师的讲座对当代文化市场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于我们大学生而言,给了我们很多思考的空间,而他作家身份的责任感也让我们很感动。”
王蒙的精彩讲座为宁大师生送上了一道丰盛的文化大餐,当天作为主持人和促成王蒙来宁大讲座的校党委副书记刘剑虹作出了这样的点评:“王蒙老师是上一时代的人,也是这个时代的人,还是下一个时代的人,一句话,他是与时俱进,牵手传统与现代的人。今天王蒙老师讲的是当代的文化问题,表达的却是立足于时代,又跨越时代的思想,尤其是他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对主流文化和经典的忠诚,对文化应有的精神特质的执着追求,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和诸多的思考。”
“所有的日子都去吧,都去吧,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有一天,擦完了枪,擦完了机器,擦完了汗,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并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在曾聚集了130多位名人名家智慧的讲坛,王蒙以自己丰富的阅历、世事洞明的练达,作为睿智的长者与年轻人一起分享了成长的喜悦及岁月的感动……